浙江，是文学蓬勃生长的一块热土。
回望中国现代文学史，浙江籍作家曾占据了半壁江山。鲁迅、茅盾、郁达夫……当年，一批出自浙江的作家气势如虹，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路要津，或成为新文学的奠基人，或成为某类文学的引领者，他们集合为之江大地上一簇永不磨灭的荣光。
文学荣光，照亮前进的路，并被后来者传承。近年来，一批浙江作家在中国文坛如群星耀眼，持续发力，并呈扩张之势——这股新的活力，以“文学新浙派”的名义孕育着文坛的新风景。
“文学新浙派”，在何种土壤中孕育？又该如何激发出更强的创造力？这一文坛新风，值得我们关注。
“文学新浙派”，其本质是一股文学力量的崛起，背后是新一代的作家群体。
翻开2023年第五期《江南》杂志，黄咏梅、东君、畀愚、斯继东、雷默、朱个6位浙江作家的小说刊载其上，《江南》为这6位作家组成的“小方阵”起的标题，是“文学新浙派”。
这是“文学新浙派”的称呼，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江南》杂志主编、作家钟求是写了“主编邀语”，呼应全国文学评论家等各方力量关注“文学新浙派”的作家群体。这个作家群体是开放且不断扩张的，现已列成长长的名单：余华、麦家、王旭烽、艾伟、李杭育、钟求是、吴玄、哲贵、黄咏梅、东君、海飞、畀愚、斯继东、张翎、陈河、王手、雷默、张忌、孔亚雷、黄立宇、杨怡芬、方格子、朱个、杨方、萧耳、池上、张玲玲、莉莉陈、王占黑、薛超伟、徐衎、草白、赵挺、林晓哲、赵雨……
这批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年龄从50后到90后，覆盖了多个文学代际，既有文学大家，又有实力写手和年轻新秀。可以说，他们用坚实而灵动的作品，造出了具有鲜明江南才情和浙江气度的文学景象，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变化。
从全国的视野观察，这批作家创作的许多小说，与其他区域作家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异性。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王春林看到，这些作家立足浙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特点。“‘文学新浙派’的创作，是一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文学写作，它有强烈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它其实是一种开放多元的、向外的，而不是一种固步自封的、保守的文学概念和美学特质。”王春林表示。
如第五期《江南》杂志刊登的黄咏梅《这个平凡的世界》，是身处居住地杭州的作者，对故乡梧州的再次发现。黄咏梅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广西梧州，从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现在定居杭州。浙派文脉似乎重新照亮了黄咏梅的生活，成就了她关于梧州的系列世情小说，包括她获鲁迅文学奖的《父亲的后视镜》，其小说中的风物及生活，就是梧州的山河烟火。
黄咏梅通过地方认知和地方叙事，来塑造和展现数十年来时代巨变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体验，这正是一种立足地方、基于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学现象。
另一方面，“文学新浙派”更有着强劲的历史传承，并烙上了鲜明的痕迹。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方文坛》杂志原主编张燕玲认为，“‘文学新浙派’在文脉的传承上，是在文学浙派上开出的新花，是在传统文脉上生发出来的叙事艺术上的新质。”
比如“文学新浙派”青年作家薛超伟的小说集《隐语》，其中的短篇《化鹤》写到，13岁病童演山隐在寺庙养病，他以伤心的眼睛打量周遭的世界。文本散发出难以言说的伤感，有属于时代的“社恐”，也有传统的清净自省，会让人想到背靠北高峰的灵隐寺，想到浙派隐士的文人传统。
可以说，侧重于从时间维度出发的“文学新浙派”，在新旧交织中，与各异的文学风景一起相互呼应、声息共响，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大气象。
跳出浙江，近期的中国文坛，以地域做“新”的文章不断涌现——“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等等。这种命名通常由批评界提出，但“文学新浙派”是浙江文学在发展推进中自行生发出来的。
这种文学的自觉性，让浙江文学界进一步想要厘清“文学新浙派”是在怎样的土壤中诞生，并对“文学新浙派”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入搭建。
近期，在杭州举行的“文学新浙派”发展研讨会上，“良好的文学生态”、“流动的活力”成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词。
“文学新浙派”为什么能形成？“它与浙江这个特定地域形成的良好文学生态有关系。”王春林说。浙江的“郁达夫小说奖”，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郁达夫小说奖”为实力渐显的文学新人指引方向，多加鼓励，如朱山坡、弋舟、马金莲、石一枫、乔叶等；也为海内外的华语创作增加交流，旅居加拿大的陈河、张翎，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等都获过奖。
小说奖之外，文学杂志也是重要平台。王春林认为，在杭州，一有《江南》杂志，二有《西湖》杂志。《江南》杂志正处于上升期，办刊品质不断优化，注重江南特色，刊发了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西湖》杂志则是国内少有的、以推出新锐青年作家为突出特点的文学刊物。
据统计，浙江青年作家“叫得上名号”的有30至40人，数量不少，作品质量也属上乘，这在青年作家梯队中，放眼全国也是现象级的存在。浙江新青年作家的创作，不仅和其他地区的作家创作有区别，即便和本地区老一代作家的创作也有所不同。“文学新浙派”有这样源源不断的后继力量，还得益于浙江这片地域的人口流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沈阳师大特聘教授孟繁华说：“人口的流动，对于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激发，是一种互相发现的关系。”文学创作最终还是来自个体的感受和经验，来自作家个体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就像山西的作家到了北京，可能重新发现了山西，沈从文到了上海、北京以后，重新发现了湘西一样，黄咏梅在杭州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故乡。这些作品背后往往是文化的碰撞、融合与创造。
传统启发当下，当下创造传统。
“文学新浙派”是先有创作事例，后有名称概念。这种新的文学风景，具有强大的召唤作用，会反过来激发文学创作。“浙江现代文学不失耀眼，‘文学新浙派’提出的背后，也有我们想传承这个光耀的愿望，我们希望先辈的荣光能够投射、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说。
浙江文学传统就像一根强大的牵引绳，将当下浙江文学的不同风格集合到一起，塑造“文学新浙派”。当代的浙江作家怎样在历史承接中攀高，在当代中国文学地图上形成更醒目的新版块，是“文学新浙派”应当思考的问题。
将目光放遥远些，从唐宋开始，浙江的土地上诞生了叶适、王阳明等众多思想家，清代以降，又延伸出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脉络，包括清末著名的孙诒让、俞樾等朴学家。这些思想宝藏，可以和当代浙江文学形成更强烈的呼应。
“不管是鲁迅，还是茅盾，都是具有极强思考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具有深邃的思想性。朱熹、王阳明，包括浙东学派能够为作家提供非常庞大的思想滋养，当代浙江作家可以从中汲取资源，为我所用，为文学创作注入思想的力量。”《文学报》评论部主任傅小平表示。
实际上，一直以来，与北方作家家国天下的历史叙事相比，当代浙江作家更倾向于一种对日常的书写，即以轻写重。这种偏爱让文学作品具备了突出的艺术表现力，却也有“纤弱”之感。浙江当代作家中，王旭烽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历史感的作家，在《茶人三部曲》《望江南》等作品中，都有在国家的大历史中书写江南历史和文化的尝试。
历史感同样决定着创作的深邃。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周保欣认为：“浙江作家要想获得创作上的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大’观‘小’，要以大的文明视野和大的国家整体观去观浙江，于大开大合之间写出别具南方气质同时兼具时代气息和国史气运的优秀作品。”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则用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生意”诗句来形容文学作品的“平衡性”。“既要有‘箫气’里柔美与温婉的文学底色，也不能失‘剑气’，那些批判的、叛逆的、深刻的内容，也是文学生命中的一种本质，需要‘文学新浙派’加以重视。”谢有顺说。
总而言之，“文学新浙派”作为一道新的文学风景，正在不断生成、生长，它或许更应该成为一个写作的实验场。最终，我们要看“文学新浙派”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文学经验，或者创造怎样独特的文学形式，这才是其最大的价值。
